最近，有网友在小红书分享了自己在浙江某高校担任副教授五年后，因考核未通过转岗为校园保安的血泪经历，引发广泛关注。
图源：小红书
这位网友自述自己是华五本，qs 前 50 的博士，六年前，因无需博士后经历即被直接引进为副教授，她入职浙江某省属高校。
入职前合同上写明 50w 安家费，无非升即走，入职即给编制，但是仍然有考核，考核不过的校内转岗。
看似优厚的引进条件，在入职后却显露出另一面。
50w 安家费分为 10 年发放，同时还需签订 8~10 年的服务期协议，中途离职须原额返还。实际到手的月薪仅约 4000 元，年终绩效也不到 6000 元——这样的收入在杭州生活，压力可想而知。
图源：小红书
展开剩余79%尽管没有「非升即走」之名，首聘期五年结束后仍有一次考核，不合格则转至后勤岗位。科研考核标准并不低，而教学与行政事务同样繁重，严重挤占了科研时间。
最终，因考核未通过，这位博士由副教授转岗为保安。一开始她还分享了自己做保安的心得体会，但目前社交平台信息显示已经离职。
在非升即走的现实「战场」上，每一个过来人的故事，或许都能为即将踏入学术职场的博士们提供一些思考与借鉴。
一个人走容易
安顿一家子难
刘明 38 岁，某中部 211 副研究员--平台管理
我入职时有一篇大子刊和两篇一区一作，当时竞争没有现在这么激烈，再加上是回我的本科学校，也有点感情加分。最关键的是，子女可直升附属小学，我正要上小学的孩子户口和上学问题可以一并解决，对我而言非常便利。
而且我的情况可以申请 80w 的安家费，外加 30w 的科研启动经费，很有吸引力。不过考核期只有 3 年，要两篇 1 区文章和一个面上项目。
我这个领域出成果比较慢，考核时文章达标了，可项目没拿到。那三年压力巨大，是科研生涯中最煎熬的阶段。最终学校告诉我，因签的是十年合同，现在离职属违约，还需赔偿。
我当时都懵了，总之承诺的 80w 安家费，扣税 45%，又是按照服务期每年发放，最后还赔偿了 14w，林林总总到手不到 8w。
最难弄的还是我爱人和孩子，我走了，她们怎么办呢？
最后是老院长「捞」了我一把，把我转岗到学院的仪器平台做管理。月薪不到八千，但孩子还能继续在这里上学。如今朝九晚五，要说没有心理落差，那是假的，但比起其他「非升即走」直接离开的同事，我已经算幸运的。
逃离学术圈
我获得生活的动力
王淼淼 34 岁，特聘研究员——药厂技术顾问
我从小就是比较乖的那种学生，一路硕博读完，对工作几乎没有其他想法，只觉得毕业后该留校做老师、搞科研。
毕业的时候去了当地一个省属的一本，虽然没有非升即走，但是5年考核期没过，就降薪降职，其实也是变相逼着你走。
从小就习惯了在一个环境中力争上游，入职以后我常常会因为梦到自己考核没过半夜吓醒。但想完成科研指标实在太难了，每周要完成 20 个课时，每天就是做 ppt、上课、写本子。老实说，留给科研的时间确实很少，也因此人也非常焦虑。
在没日没夜地赶完一个本子后，我突然病倒了，上吐下泻，去医院查出肠道肿瘤，不过还好是良性的。但也是因为生病的这段时间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么多年我好像一直在追求别人给我的目标，从没问过自己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
于是纠结了几天，回学校后我主动离职了。
离职后我在家里躺了半年，有在药企工作的朋友问我要不要去试试，所以我就内推进了药企，说是技术顾问，但其实就是高级销售。但也是这份工作给了我很强的正反馈，谈成一个大单子，自己的信心慢慢就重建了。我很庆幸自己当时决定离开不适合自己的环境。
我在二本躺平了
谢雨 37 岁，特聘副研究员——二本副教授
严格来说我不算典型的「非升即走」。博士毕业时，靠导师关系我获得了师资博后机会，待遇和讲师差不多，签的却是长聘合同。出站标准是两篇文章加两个省部级项目，不算太难，何况我还在原课题组，发文章应该没问题。
可到博后第二年，政策收紧：所有师资博后留校须重新上会竞争，失败可再做一轮博后。最终六个人只留了一个。我匆匆离校，入职了一所二本院校。
入职后才发现，这里连实验室都没有，15 万启动经费根本不够搭建平台。同时还得应付各种临时考核和项目申报，常写一些自己都不清楚用途的本子。这一切与我十多年所受的科研训练毫不相关。
我也曾迷茫挣扎，但为了生活还是留了下来。不过也因为科研压力减轻，我开始运营自己的科普账号，如今也有快一万的粉丝，算是找回了部分自我价值。
写在最后
「非升即走」制度设立的初衷，本是培养青年教师能力。然而，随着科研岗位日益紧缩，在高强度竞争与有限资源的夹缝中，这一制度在一些学校逐渐演变为悬在青年教师头上的「达摩克利斯之剑」。
就如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尤小利曾说：「培养」与「不培养」的区别，就是将预聘的青年教师看作「自己人」还是「过客」。如果是前者，就会竭其所能，在科研和教学方面提供方便。如果是后者，则「公事公办」，以硬性的量化指标予以考核和约束。
学术道路不应只是「上升」或「离开」的二元抉择，而应在制度中保留更多关怀、支持与可能——
因为这不仅关乎个体的去留，更关系到整个学术生态的健康与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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